赵立新，法学博士，江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江汉大学地方法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社工实务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法学和社会工作实务研究。2011年创办湖北省首家专业社工服务机构：武汉楚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该机构获全国百强社工机构、武汉市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并担任理事长。2015年入选武汉市“黄鹤英才计划”专项人才、民政部首批“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现为第十三届湖北省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受聘担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承担《环保部环境健康工作管理办法》、《武汉市爱国卫生条例》、《武汉市志愿服务条例》、《武汉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等各类立法项目十余项。

 

2020年1月，疫情突然而至，上万名普通的武汉市民，挺身而出，成为“逆行”志愿者。他们中有的自身感染，却还守护安慰着其他病友；有人身穿雨衣开起私家车，接送凌晨深夜里下班的医护人员；有人风雪中搬运着一颗颗白菜，只为让邻里们能吃上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武汉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作为《武汉市志愿服务条例》立法专家组组长，疫情防控期间，赵立新一路见证武汉“志愿者之城”的制度化建设，也关注着疫情防控中的志愿服务。同时，他创办的武汉楚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疫情期间向湖北省慈善总会以及街道社区养老机构增派值守人员，并组建心理援助平台。

 

 

记者：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武汉的志愿服务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分别呈现什么特点？

赵立新：整体上可看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防控初期自发、分散的志愿服务。由于爆发突然，防控应急响应措施推进仓促，同时人员进出流动受到限制。此时志愿者根据条件，就近开展力所能及的应急保障和生活服务。同时由于防护装备缺乏，线下志愿服务难以开展，一批志愿服务组织开始探索线上服务。

伴随防控指挥体系的建成，志愿服务进入了第二阶段。具体表现为以党员干部为主导、各类社会志愿力量汇聚，向社区和应急保障单位等抗疫前沿下沉。党员干部能链接到更多的服务资源，以他们为骨干，基层志愿服务网络被快速激活，让各类志愿服务力量和网格化的社区治理体系有效对接，同时与疫情防控指挥系统对接。

3月份以后，进入第三阶段——志愿服务逐步接近规范化、常态化状态。此时疫情形势趋于稳定，社会保障服务逐步恢复，开始回应居民多元化生活需求。但复工复产未全面铺开，志愿服务开始作为城市公共服务“补短板”顶上去，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逐步承担起疫情应急和社会治理两方面的服务功能。
 

 

 

记者：武汉经受住一次几乎史无前例的考验，志愿服务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从中要吸取哪些经验？

赵立新：首先为今后应对类似的突发性重大灾害事件积累了经验，其次近年来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成效，也为此次疫情应对提供基础。前期大量的志愿服务之所以能自发形成，与近几年武汉营造的浓厚志愿服务文化和居民志愿服务意识密切相关。截至2019年9月，武汉市在全国志愿信息系统注册志愿者总人数超过155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4.4%。这批人参加过志愿服务培训，在疫情期间有能力自发开展服务。期间的线上志愿服务，也是近年来志愿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和志愿服务信息化工具得到普及的成果。

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让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需求更加契合，大大提升了居民通过志愿服务，参与城市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意识和能力。这也是志愿服务事业未来应当聚焦的价值重心。

记者：在这个抗击疫情的战场上，活跃着一群年轻志愿者，他们有90后、95后、甚至00后。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赵立新：90后、00后作为志愿者的新生力量的出现是一个必然性的结果。一方面，年轻人在参与社会事务更积极、主动、热情；另一方面，疫情期间社会运转更加依赖于网络信息平台，年轻人在这方面具有意识和能力优势。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强调人人尽责、人人参与、人人担当。90后、00后作为年满18周岁的公民，已经到了能担当社会责任的时候。他们用行动证明，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担当。

 

 

记者：武汉军运会期间，近2.6万赛会志愿者保障赛事，21.2万人成军运会城市志愿者，参与文明礼仪、清洁家园等八类志愿服务。如何看待大型综合赛事志愿者与疫情防控志愿者的关系？他们之间又该如何转换？

赵立新：一座城市需要各类志愿者，但可以共享同一张志愿服务网。至于要应对哪种情况、哪个问题，就需要这个网络设计多种预案，比如说要有一个应急预案，一个社会预案。根据解决目标，来启动相关预案，动员合适的志愿者。

当筹办军运会时，就要动员时间宽裕、专业化要求不高的志愿者，同时需要其能接受大规模、长周期的组织训练。而在灾难应对的时候，我们也可从军运会志愿者资源库调度，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就无法快速调动这批人。

这表明，在这个统一的志愿服务网络中，要有资源和服务的分类管理，要有重大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应急响应预案，还要有配套的组织动员行动机制。这样一来，无论是大型综合赛事，还是灾难应对，相关指挥部都可以凭借这张网快速动员，有效调度志愿服务力量，真正让志愿服务成为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生力军。

志愿服务网络体系需要考虑战时状态

 

记者：疫情突来，验证了武汉市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一些成就，但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在您看来，暴露出哪些问题？如何改善？

赵立新：我有针对性地强调三点。一是“平战结合”的志愿服务应急指挥响应体系没建立起来，缺少战时状态的应急设计。像武汉这样的特大、甚至超大规模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情的风险与危机防控体系建设，作为重要推动与保障机制，应纳入城市治理的常态化范畴。

二是武汉的志愿服务专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志愿服务的组织、管理专业化水平偏低，同时志愿者的专业技能也不能满足疫情应对需要。

三是志愿服务资源配置的精准化水平不高。主要是志愿需求和志愿服务资源信息系统建设相对滞后，信息系统对于供需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在疫情防控中，我们会需要医务志愿者到隔离点或社区提供服务；也需要有计算机技能的志愿者帮助建立社区团购、物资配送等小程序......这类需求不是都可以匹配的。

针对这些问题，要将疫情防控期间临时、应急、自发志愿服务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转化为常态化、规范化工作机制；要完善既有志愿者服务信息网络，精准分类登记，比如要搞清楚每名志愿者的专业领域是什么，服务的时间是什么，愿意向什么样的对象提供服务等，尽可能建立一个精准的大数据库；加大志愿服务组织管理专门人才队伍建设，利用大数人工智能分析处理数据的能力，让志愿服务资源能优化配置。

图文来源：楚天都市报、江汉大学